在菲律宾等待艳遇[2]——你有钱吗？

　等我到宿务乘车去宾馆的路上，我已经在我带的宿务市旅游地图上画了好多圈，弄得它就像巴塞罗那队的阵形图一样。我圈出了公园、市场、餐馆、海滩、广场和所有可眺望景色的场所。我已做好充分准备，要在这座拥挤、潮湿的陌生城市里度过一天的经典浪漫之旅。我住进一家膳宿公寓，这里能俯瞰富恩特·奥斯门纳环形的旧大陆风格大街。我给罗莎莉家挂了个电话，向她提议第二天下午出去野餐，然后早早就上床休息了。
第二天，我决定从富恩特·奥斯门纳步行2英里，走到宿务市中心，1521年麦哲伦就在这里死于一个酋长之手。尽管熙熙攘攘，但宿务显然并不发达：建筑破破烂烂、油漆剥落、茅草屋、污染、年久失修的教堂、吉普车、到处游荡的鸡和没有尾巴的猫。每家银行和大大小小的商店前都有挎着气枪、穿着制服的保安在门前巡逻。外墙上到处画着天主教题材的画或政治宣传画。我走进嘉邦市场，在旅游图上它看起来像是一个交换物品的地方，实则是一个湿乎乎、脏兮兮的地方，里边满是烂水果、垃圾、虫子和摇摇晃晃的货摊。我本想到一个便利店买些野餐用品，看到成群的苍蝇落在食品上，最终还是罢休了。我继续向独立广场走去，在一棵树下清了块地方用来野餐，然后等待着罗莎莉露面。
我耐心等着。
我坐了一个钟头，盯着每个路过的行人。不计其数的人提出要和我交朋友，或向我兜售打折贝壳珠宝饰物或问我要不要“漂亮女孩”。然而，我却连罗莎莉的影儿都没见着。　我走到一个电话亭，拨了她的电话。接电话的是她的哥哥。
“罗莎莉说她不能去找你，很抱歉。”他说。
“为什么？怎么回事？”“她得走了，去找约瑟夫。但她说你很帅，人也很好。”“稍后她能见我吗？”我问，心里在打鼓——这个约瑟夫是何许人？
“你有钱吗？”这个问题似乎毫不搭边儿。我想我好歹也在外企做了好几年的销售，家底还是有点的。“当然有。”我说。
“那你为什么要在独立广场和罗莎莉见面？那可是穷人呆的地方。”我暗下决心，有空儿时一定要把宿务市旅游地图给烧掉。我问他：“什么地方好一些？”“很多地方都比那儿强。你住的旅馆在哪儿？”“在富恩特·奥斯门纳附近。”这对我毫无好处，于是我决定在路易斯要我给他传银行证明前再问他一遍：“罗莎莉稍后能见我吗？”“当然能。你非常帅、非常好，而且有钱。她说她想明天见你。”我独自把野餐午饭全吃了，百无聊赖地在市中心转了几个钟头，然后回到我住的膳宿公寓。我刚迈进自己的房间，一个40来岁自称叫戴尔的加拿大男人告诉我，膳宿公寓楼顶上有个露天休息室。他说：“大家都在那儿喝个痛快再泡酒吧去。”从膳宿公寓楼顶上，我看到太阳在宿务的平顶房沉下，留下橘黄色的余晖。一些小蜥蜴在露天休息室墙上爬来爬去。戴尔从一个运动包里拿出一瓶唐都伊(Tanduay)——一种略带紫色的朗姆酒——往一只高杯里倒了半杯。他把杯子推到我跟前，说：“我是这里的酒吧男招待，你看着像个强壮的年轻小伙子，不用现在就节制自己。你来宿务干吗？”“来找一个女人。”“就一个？”他笑了。“把我引到这儿的大概有1000个女人了。”他低头看看我的朗姆酒，然后把目光投向我的笔记本。“你怎么不喝酒？你是在做作业还是干什么？”“不，这是我的日记。我记的是自己的经历。”戴尔离开桌子，挨个走到在露天休息室里的其他外国人身旁。看起来，他们这些人没有一个小于40岁，而且他们全都谈论着邻近酒吧里的戈戈舞(一种类似于肚皮舞的女子表演舞)。我仍然沉浸在马尼拉的士的美好回忆中，因而拒绝了和他们一块儿去的建议，连续第二天早早上床休息。
第二天早上，我在机场附近一个豪华宾馆的大厅坐下，掏出3美元喝了杯速溶咖啡，然后鼓起勇气，走到电话亭。又是那位哥哥接的电话。
“罗莎莉稍后要见你。”他说。
“多长时间以后？”“她和约瑟夫谈完以后。”我决定问个究竟：“这个约瑟夫是谁？”“他是罗莎莉的未婚夫。”我足有10秒钟说不出话来，直到路易斯又接着说：“他非常有钱，但人长得不好。”两个钟头后，我又回到了膳宿公寓楼顶上。戴尔依然像前一天晚上那样醉醺醺的，只不过这次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个头发灰白的家伙。这人头戴网眼球帽，脚穿凉鞋。戴尔告诉我：“这是利奥，得州来的。他67了，他是来菲律宾等死的。”一个钟头后，我觉得自己也是在那儿等到死。我搭上了飞往香港的最早的一班飞机。